哲学何为?这是一个很不好回答的问题。历史上曾经有一些大思想家视哲学为“屠龙之术”,好像哲学家都可以去当治国安邦的“哲学王”。然而,几大世界宗教的确立和科学的进步都大大动摇了哲学原本似乎至高无上的地位,哲学家不但没有成为“王”,就连哲学本身也降为神学的“婢女”。尤其是到了当代,市场经济势不可挡
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资中筠翻译的英伦才子阿兰・德波顿的名著《哲学的慰藉》,是从一个侧面回答这个问题的一本好书。从哲学史上来看,把哲学看作是对人类心灵的安慰并不是德波顿的独创。后期罗马帝国的哲学家鲍埃蒂曾用散文形式撰写了同一书名的著作,该书第一次讨论了理性宗教的问题,而且文字优美流畅,在西方哲学史和文学史上都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十九世纪德国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也曾写到,哲学是对人类忧伤心灵的抚慰,是人类对已经失落的精神家园的追求。诺瓦利斯的诗写得热情奔放,极大鼓舞了当时尚处在落后境遇中的德国人追求真理、奋发向上的勇气。然而,时过境迁,有些人很可能会以为,不论是两千年前的鲍埃蒂,还是两百年前的诺瓦利斯,他们的著作和诗歌很可能不符合现代人的时尚,满足不了现代人的要求。
德波顿则不然,他1969年生于瑞士,现在不过三十多岁,可谓是风华正茂。德波顿自幼掌握英德法西等语言,八岁时即被送到英国求学,后又定居英国,接受的是严格的英国教育,毕业于著名学府剑桥大学。然而,德波顿本人一直崇尚法国式的自由浪漫,读书既不是为拿学位,也不是为日后某职位,而是要上下求索,要在古今思想家中寻觅知音,然后再去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所学所思。德波顿以现代人的视角来观察古今世界,又以现代人的笔触来描述现代人的心态,二十三岁就出版了第一部作品,颇受现代人的欢迎。他写的《哲学的慰藉》不仅不老气横秋,而且是相当时尚,荣获《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再进一步说,德波顿不是专攻哲学的,他的这本书也不是哲学专著,而是看似散乱无章的哲学随笔,但却因此写得生动活泼,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不过,作者的态度却相当严肃认真,他遴选六位哲学家的事迹和思想自有他的喜好,他的叙述、分析、议论是经过反复思量和斟酌的,而不是随心所欲的发挥。因此,读者很容易看出,德波顿对哲学和哲学家的赞誉是发自肺腑的,让人感到可信可敬。
于是乎,通过德波顿的笔触我们看到六个不同的哲学家形象,他们中的有些人是我们熟悉的,有些是似曾相识,有些却很陌生。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言行或许不一定让我们大彻大悟,但一定会让我们有一些感受,受到某些启发和激励。
先哲苏格拉底毕生以哲学为职业,安贫乐道。他告诉世人,现存的不一定是合理的;他教导世人,要学会怀疑,独立思考,辨别善恶,反抗世俗偏见,听从理性律令。他面对强权而保持合乎理性的自信,面对众人指责而不收回自己的思想,“他宁愿失欢于众,获罪于邦,而决不折腰”。(《哲学的慰藉》,第7页)
古希腊晚期的思想家伊壁鸠鲁不仅承认感官享受是幸福生活的目标,而且更试图解答“怎样才能快乐”的问题。在他看来,哲学的任务就是帮助人们诊断痛苦和欲望的脉搏,制定出摆脱精神苦难、谋求快乐人生的方案。伊壁鸠鲁开出的药方有三大元素:友谊、自由和思想。我们由此知道,富甲天下不会增加快乐,快乐的真谛在于思想的自由和心灵的沟通;我们因此可以减少一些迷茫、错位、惊谔、焦虑,增加一些理性和自信。
斯多亚派哲学家塞内加出身豪门,却命运多舛。年纪轻轻就患重病,与疾病抗争六年;身体康复后从政,又仕途不顺,无辜遭到贬黜,身受8年囹圄之苦;后来违心去当王储的老师,十五年后又被国王――当年的学生――赐死。塞内加一生坎坷,屡遭挫折,却能处变不惊,泰然应对。他的哲学告诉他世事无常,不仅自然灾害、生老病死不可预知,就是人世间的勾心斗角、相互残杀也是防不胜防。怨天尤人于事无补,“哲学交给我们顺应全方位的现实,从而使我们纵使不能免遭挫折,也至少能免于因情绪激动而遭受挫折带来的全部毒害。”(《哲学的慰藉》,第87页)哲学给了塞内加“生命和智慧”,他以从容应对多舛的命运来“回报”哲学。
十六世纪的法国哲学家蒙田与其前辈不同,他常常关注那些不为哲人所注意的琐碎小事。他以为,人是由肉体和精神组成的,人亦生活在某种具体的文化中,对我们身体、智力的缺陷避而不谈,不承认我们文化、习俗的差异,是体面社会缺乏坦诚带来的结果。他的哲学大谈“君子不为”的人间琐事,因为他已经看到,晦涩不等于深刻,“神秘莫测的人能够在简单的头脑中引起崇敬,却不能打动坚实可靠、清晰的头脑。”(《哲学的慰藉》,第172页)哲学家不能眼望苍穹冥思苦想,却忘记脚底下的事情。哲学要让世人努力寻求智慧而又从未远离愚蠢,要学会如何去过健康而快乐、平凡而善良的生活,哲学有此成就足矣!
我们由此看到,哲学不只是艰深晦涩、让人皓首穷经的玄学,不只是教人安邦定国、经世致用的谋略。哲学也关乎我们的人生,涉及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德波顿觉得这还不够,他遴选的最后两位哲学家叔本华和尼采,又向我们表达了更深层次的东西。
叔本华生活在十九世纪的德国,虽早年丧父,但一生并无衣食之忧。他生性多愁善感,却又不善于与人交往,常常痛感人生苦难。三十岁时写出杰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却得不到学术界的认可,直到四十多岁仍然一事无成。在愤世嫉俗之余,难免自我安慰,自我仰慕。他在感叹“人的存在是一种错误”的同时,并未自暴自弃,而是天才地说出了这个真理:人与其它动物一样服从“生命意志”,但人又是万物之灵,人通过哲学和艺术表达自己的感受和体验,勾画生存的条件,因此,只有人才能自我解惑,只有人才能认识自身。人或许永远不可能摆脱“生命意志”,但正是艺术和哲学以其特有的方式把人生痛苦转化为“知识”,人才可能获得洞察世事的省悟和少许的安宁。
尼采早年深受叔本华的影响,也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这大约与尼采的生存环境和自身经历有关。其父英年早逝,家境很快衰落,而尼采本人内心感情丰富、极其敏感,外表则木讷腼腆、举止刻板,虽有才华,然疾病缠身,孤独忧郁,人生远非一帆风顺。于是悲天悯人,自叹自艾。后来经过学而思,思而学,人生态度发生骤变,他不再赞同逃避痛苦的观点,而是创造了“超人”哲学。“超人”就意味着要有超乎常人的信念、勇气、意志、智慧、情感等,就要像真正勇士那样面对惨淡人生而决不放弃。于是,尼采不是让人努力减轻痛苦、追求幸福,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他推崇苦难,因为他坚信,苦难是实现完美人生的条件,苦难是实现成功人生的必经之路,关键是我们要有应对苦难的勇气和明智。
我们从德波顿的描述中明白了,哲学不只是关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哲学还教会我们如何逃避和减轻痛苦,如何应对和战胜常人不可克服的苦难。我们由此还可以进一步说,人生虽然充满苦难,但哲学给我们慰藉,哲学让我们超越升华。作为“王者统治之术”的哲学可能会有危机,但慰藉我们人生、交给我们智慧和真理的哲学却是永恒的。这就是哲学的无边无际的魅力,这就是哲学永不消退的生命!
(《哲学的慰藉》,〔英〕阿兰・德波顿著,资中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4月版,18.00元)